“六畜”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指六种家畜：马、牛、羊、猪、狗、鸡。它们是古人摄食肉类的主体。由于上古时期为游牧时代，进入农业社会后，游牧生活的传统也不会很快消失。蔬菜栽培又处于初级阶段，所以肉食在古代富贵之家相当普及，菜蔬一般作配料。贫贱者通常只能以野蔬充饥，不及肉味。“六畜”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充当了比较常见的食材。
“六畜”中以牛、羊、猪最为重要。古人所谓的三牲，就是用以祭祀的牛羊豕（猪）。祭祀或飨宴时三牲齐备叫太牢，只有牛羊叫少牢，太牢是最隆重的礼。《礼记·王制》：“天子社稷皆太牢，诸侯社稷皆少牢。”古代摄取肉食有严格的等级讲究，原因在于肉食供给并不是十分丰裕。
六畜中，牛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工具，饲养也不及羊、猪迅速，所以《王制》上规定：“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指稀有珍贵之物）。”《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载有一个著名的“弦高犒师救国”的故事，说的是，秦师袭郑，郑国商人弦高路遇秦师，以“牛十二犒师”，秦师大惊，以为偷袭已经暴露，于是撤回军队。在这个故事中，几万人的军队只送十二头牛，用现在的观点看，过于稀少。但从当时“秦师大惊”的情况看，牛是很珍贵的。正是由于珍贵，汉代以后，许多帝王颁有禁止屠牛的禁令，而且特别严，如梁代谢朏的儿子谢谖，“官至司徒右长史，坐杀牛于家，免官”。《史记·冯唐列传》载，有一个叫魏尚的将军抵御匈奴时，五天杀一头牛给军士吃，军士无不振奋，一一为他卖命，以致“匈奴远避，不近云中之塞”。这些都说明，牛在古代是肉食上品，具有极大的等级认可意义。
“六畜”中的羊，是较普通的肉食。杨恽《报孙会宗书》：“田家作（劳动）苦，岁时伏腊，烹羊炰羔，斗酒自劳”，可见一般百姓也有吃羊的传统。《汉书·卢绾传》：“绾亲（指父亲）与高祖太上皇相爱，及生男，高祖、绾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贺两家”，这段记载表明，羊酒相贺，已是古代“里中”应酬的习惯。羊肉中羔肉的价值高于大羊，《诗经·七月》说“四之日其蚤（早），献羔祭韭”，“蚤”是对司寒之神的祭祀，用羔，足见“羔”的贵重。《礼记·曲礼》说“凡贽（初次见面时送的礼）…卿羔，大夫雁”，意思说，见面送礼，卿臣用“羔”，大夫用“雁”，羔贵于雁。古人说“卿以羔者取其群而不党（偏私）”，“大夫以雁为贽者取其飞成行列也”，“羔”在这里也被赋予了“高洁”的意义。
“六畜”中的猪，在古代也较普遍。猪古称豕，又称彘，豚是小猪。跟羔、羊之间的关系一样，豚比较好吃，所以羔豚并称以代表美味。《后汉书·仲长统传》：“良朋萃止，则陈酒肴以娱人；嘉时吉日，则烹羔豚以奉之”，说明豚在当时，是一道宴朋的大菜。《世说新语·任诞》记载：阮籍葬母的时候，蒸了一头肥“豚”，饮酒二斗，世人说他不该，因为“肥豚”与酒，都是美食，与丧葬之礼是不相容的。当时的“肥豚”一般少嫩娇小，古籍载，有一个叫刘道真的人，落魄时一个老太太给他吃了一只豚，不饱，又给一只，他一顿就吃了一只半，后来当官了，想到老太太，就送牛、酒回报。《论语·阳货》中说：“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馈）孔子豚”，孔子就见了。孔子为什么接受肥豚后见阳货，原因是，不见不好意思，按当时的标准，一只豚已经不是很轻的礼了。
“六畜”中的狗，《孟子》把它跟鸡、猪并提。但在《孟子·尽心上》中，孟子又说：“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似乎有了鸡、猪，狗肉就无所谓了，也算不上没有肉吃。由此可见，狗肉在古代肉食中，是可有可无的，地位低于猪。但又有一些记载表明，人们对狗肉相当重视。越王勾践欲报吴王夫差的灭国之仇，厉行休养生息，诏告子民，凡家庭生儿子，赏狗一匹，生女儿，赏猪一头，说明狗的地位比猪高。《晏子春秋》载，齐景公的“走狗”（猎狗）死了，景公要用棺敛之，还要祭祀，晏婴提了意见，于是景公“趣（促）庖治狗，以会朝属”。景公堂堂一个诸侯，也用狗肉上了正席。因为食狗者多，古代屠狗也就成了一个专门的职业。古书中，提到“狗屠”的地方，要比屠猪屠羊的多得多。战国时有名的刺客聂政是屠狗的，刘邦的大将樊哙，也“以屠狗为事”。当然，屠狗一业之所以有名，除了与当时吃狗普遍有关，也与若干广有名声的屠狗人物有关。
至于六畜中的鸡，由于繁殖迅速，价值不高，味又美，摄食的普遍性就更不用说了。
六畜中的马，应该是最为少食的肉畜，一般只在战场粮食用尽和特别的祭祀时食用，究其原因，一是因为马匹生养不易，二是与人关系亲密，三是肉味不甚甘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