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在一场针对美国医疗改革的辩论中，一个选民满腔愤怒地对国会议员说：“你们这些政府人员休想染指我的医疗保险。”2010年，有人出于对一项税务审计的不满，居然让飞机撞向位于得克萨斯州奥斯丁的国税局大楼，造成一名职员死亡。
财政政策可以影响到整个社会形态，引发人们的强烈反响。通过实施财政政策，政府用公众可以接受的价格提供国防等私营部门不能提供的服务，或是修建和维护国家公园等私营部门不愿提供的服务；向富有、年轻、工作稳定的人群征税，影响他们的工作和投资行为，用税款为老弱病残人士提供救济和帮助。人们对政府有无限要求，但如果说到交税却往往不大情愿。如何协调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政府永远要考虑的事情。政府的决策可能缺乏效率与公平，但却符合现实政治的需要。
美国政府在经济上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从1970年到2007年，美国政府征收的税款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8%，支出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1%，收人与支出之间的差额构成了财政赤字。但对于政府支出的具体细目、税收产生的影响，以及国会和总统商讨这些令人头昏脑涨的事宜的方式，联邦政府往往讳莫如深。
联邦政府支出
政府支出主要分为三类：
1.支付从美国革命时期开始积累起来的联邦债务利息。
过去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类支出占总支出的8%，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随着国家债务的逐年攀升，这笔支出占预算支出的比重也将越来越大，到2020年将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对这部分支出美国政府也感到无能为力。
2.可自由支配支出。
从和平部队到联邦法庭的支出，再到占比重最大的国防支出(每年达到7000亿美元)，美国政府大部分活动支出都属于可自由支配开支的范围。每年，国会都必须对可自由支配开支活动拨款，否则，各项活动便无法开展和实施。在过去10年内，可自由支配支出平均占总支出的38%,这部分支出也是美国政府最有控制权的支出。
3.法定支出。
法定支出也叫“义务性”支出，占美国政府支出的60%。法定支出不需要通过国会拨款，因为这部分支出在法律中有明确规定。例如，社会保障福利就受到《社会保障法》中的条款保障。美国国会经常修改这些法律，但即使不进行任何修改，这部分支出也照常不误。
由于义务性支出在美国政府支出中的比重最大，因此值得我们进一步仔细研究。这部分支出随着1935年社会保障的建立才开始出现，加上1965年新增的老年医疗保险和针对残障人士以及低收入者的医疗补助，这三部分支出占了法定支出增额的绝大部分。其他如退伍军人年金和粮食券等义务性支出，增长则十分缓慢。
最初，义务性支出的增加反映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社会保障的自然需求增加。从1990年开始，参与医疗补助的人口比例从10%上升到15%，而奥巴马的医疗改革将使这一比例更高。在未来，这部分支出会由于人口的增长和医疗价格的上张而不断增加。随着美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用于老年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福利的支出将更多。与此同时，各种更新、更贵的药物也不断推陈出新。此外，大部分美国人都拥有医疗保险，与自费医疗的患者相比，他们的医疗支出会更多。目前，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这三部分义务性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0%，如果任由其发展，在2050年将上升到惊人的18%。
社会保障最初由工资税支撑，如果工资税大大超过社会保障福利金，多余的税款就会存进信托基金。然而，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负担每名退休人员社会保障金的在职员工数量不断下降，工资税几平不能完全覆盖社会保障支出。尽管信托基金中仍有25万亿美元，但这些钱全都是美国政府的借条，不能流通。为偿还这些借款，美国政府不得不向公众借款或增税，信托基金也就形同虚设。此外，工资税连同保险费一起覆盖部分老年医疗保险，但目前也出现了入不敷出的局面，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间的差距也会越来越大。
每年，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托管人会针对未来税收和福利支出之间的差额发布一份报告。以2009年美元为基准，这部分差额在未来将达到104万亿美元，占美国未来国内生产总值的8%。这一预测基于人们的寿命长短、工资增长速度、医疗保健价格增长幅度以及未来的利率水平。此外，社会保障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差距是相对稳定的，而医疗保险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差距才是真正的定时炸弹。
政府收入
政府花钱时其乐无穷，收税时民众怨声载道。美国人对征税表达不满情绪的历史十分悠久了。早在18世纪90年代，华盛顿政府就因为向威士忌征税引发了一场暴乱，那个时候，政府收入主要来自进口商品和酒等寻常物品的税收，以后征税范围扩展到工资、投资收人、利润、资本收益和汽油，其中占税收比重最大的是个人和公司所得税以及工资税。
关于税收的争论在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保守派与自由派、经济学家与政治家之间似乎永无休止，其中争论的一个焦点便是怎样分摊税收负担。共和党和民主党内大部分人都同意采取累进制征税，即富裕阶层比中产阶级支付更高的税率，贫困阶层支付较低税率或者不纳税。但在具体规定上他们均各持己见，例如：富裕阶层是否应该支付相对于中产阶级两倍的税率？或者是3倍？贫困阶层如果不纳税，是否仍然可以领取可退税顶税金？吞噬穷人更多收入的工资税和销售税是否应该采取累进制？
争论的第二个焦点就是税收的裕免、纳税扣除、税收免征和税收抵免，这几种都属于税式支出的种类，通过对一些特定纳税人或课税对象实行税收优惠，以起到税收激励或税收照顾的作用。从对伤残煤矿工人的税后抵免到对电力传输线延期征收资本利得税，都属于其覆盖范围。有些税收优惠，比如儿童税收抵免以及慈善税收扣除实属合情合理，但有些税收优惠政策则会鼓励不良行为的出现。例如，对由雇主支付的医疗费用实施税收扣除，会导致医疗资源的浪费；如果减免抵押贷款利息，人们（尤其是富人）便会申请更大金额的抵押贷款。除了能增加收人外，税收还能改变人们的行为，但人们的反应往往显得过激。
最后一个焦点是税收会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1990年，老布什对游艇、私人飞机、豪华汽车等奢侈品开征奢侈品税，加上当时经济衰退的影响，游艇销售立刻出现萧条，最终这项税收在1993年被废止。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以经济学家阿瑟·拉弗和国会议员杰克·肯普为代表的供给学派认为，如果对工资和投资收入实施减税，不仅能刺激人们多做工作，更能刺激投资者的投资，从而大大促进经济增长，减税后政府税收不但不会减少，还会增多。即使主流共和党经济学家不相信这一观点，但是这个观点在政治上仍然非常诱人，因为它让政客们看到了在减税的同时削减赤字的可能。
回顾以往，我们可以看到，税收收入在里根政府和小布什政府时期由于减税政策的实施而下降，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由于税率提高而上升。但税收的增减往往都与税率的高低无关，而是取决于经济发展的好坏。在经济繁荣时期，个人和企业收入增加，缴纳的税款自然也会增加；经济萧条期间，税款就会相应减少。
供给学派有一个略显夸张的观点，他们认为高税率会使人们消极怠工，想办法逃税。比如，高所得税税率可能不至于让一个销售人员放弃通过努力工作来买一套房子的机会，但他很可能不会为修建一座游泳池而卖命了。在2009年的一项研究中，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赛斯、乔尔·斯莱姆洛德和赛斯·吉尔茨得出结论，向富人征税的税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会使他们漏报0.1%-0.4%的应纳税收入。因此，重要的不是征收了多少税，而是如何征税。最好是通过征税来达到一定的政策目的，比如更高的燃油税会减少汽车的使用，进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和石油进口。另一方面，提高红利税和资本所得税，会减少那些能促进生产力提高的投资数量，但如果取消红利税，会计人员则会设法为有钱顾客把工资转化为红利来规避纳税。
联邦预算
联邦预算就是在政府收入与支出之间协调好各方争论的焦点。在英国和加拿大等议会制国家中，首相负责起草预算，国会则负责通过预算。这就好比一块牛排，即使在上面切上一刀，也不会改变牛肉还留在盘子里的事实。美国的预算更像是一根香肠，由动物身上不同部位的碎肉混合而成，外面还套着一层难看的皮。
现在让我们参观一下这座“香肠工厂”。根据美国《宪法》规定，总统只负责向国会提交年度预算，国会负责审议是否通过预算，总统可以对国会通过的预算进行否决。在美国建国后的前 100 年里，美国没有联邦预算，各机构单独向国会申请资金，国会分别对它们进行拨款。1921年，总统开始主导预算编制过程，美国管理和预算办公室设立后，开始统一汇编出联邦预算，交总统审核，然后由总统提交给国会。国会在 1974 年与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出现僵持后夺回了部分权力，建立了国会自己的预算程序和一个非党派机构——国会预算办公室。
尽管美国的财年从每年的10月1日开始，但早在一年半前，当联邦各机构向美国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提交预算请求时，预算过程就已经开始。在2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前，美国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将总统预算提交国会。这份预算不仅包含数千份单独提案和成本估算，同时也是一份表明总统国内议事日程的政治文件。至于能获得多少预算资金，则取决于总统的支持率（国会对于支持率高的总统总是给予更多拨款）还有其所在党在国会的议席数量。但即使在他们关系最好的时候，国会也会经常无视，总统的提案，拒绝通过宠物法案或减税案。
在收到总统预算请求后，国会就开始审议和批准程序。由参议院和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提出一份预算决议，规定政府收支总额，其他税收、计划和拨款法案总额要在收支总额规定的范围之内。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应，所以总统不能行使否决权。
按照规定，两院应该在每年4月15日前通过预算决议，但现实中经常出现拖延的情况，并且自1998年以来，出现过至少4次国会不能就决议达成一致的情况。
预算决议通过后（就算未获得通过也一样），各委员会就开始各自的工作。税收提案由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和众议院筹款委员会负责处理，法定支出提案则交给相关权力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和筹款委员会负责医疗保险提案，农业委员会负责粮食券提案，教育和劳工委员会负责学生贷款提案。
可自由支配支出分属两院拨款委员会负责，两个委员会下面各自拥有 12 个小组委员会，这些小组委员会的主席被称为“红衣主教”，负责预算案的具体事项。这是立法者为某个机构的特殊项目争取专用款项的绝佳时机，比如为阿拉斯加的偏远地区修建桥梁，为粪肥研究筹集款项。现在，专项资金已经从过去的立法者用于家乡推广的手段，变为购买选票甚至腐败的工具。但这部分资金在数量上有限，几乎不超过联邦支出的1%，并且最终问题往往只是拨款如何重新分配，而不会改变拨款的数量。
如果没有国会拨款，联邦政府就没有款项用于支出，所以把自由考量支出法案上升为法律就显得十分必要:由于国会经常错过 10 月1 日通过所有 12 项拨款法案的截止日期，所以通常不得不通过一项“持续决议”为政府提供过渡资金。在有些年份，最出名的是 1995~1996 年，国会和总统之间出现僵局，由于没有国会拨款，政府面临无钱可花的局面而不得不选择关门。像国防和空中交通管制等应急机制还能继续维持，但其职员在僵局结束前只能收到工资欠条而不能领到薪水。
通常情况下，为了加快进程或者通过难以以单独法案形式获得通过的条款，国会会将众多的拨款法案合并成一个统一的综合法案。如果财年开始后政府需要更多的资金，国会还会通过一项补充法案。
理论上，如果单独法案和稅收法案的预算总额加起来与预算决议的数额不等，就必须动用调解法案。 因此调解法案已经成为了重大法律修改的一项工具。与其他法案不同，在该法案的讨论过程中，国会议员不能以冗长演说或提出不相干问题等方式阻挠议事进程，它要求在 20 小时之内完成讨论并付诸表决，只需要占多数的 51 票(而不需要 60 票)赞成即可通过。因此在有争议的立法中这个工具很受欢迎，比如小布什的减税计划、奥巴马的部分医疗改革方案。但是调解法案也具有局限性，因为伯德规则禁止通过与预算不相关的修正案。一般情况下，该法案不能用来扩大财政赤字，但小布什在执行其减税计划时打破了这一传统。调解法案每一到两年会出现一次。
在关于预算的斗争中，国会领袖和总统经常陷入高调吹嘘、党派之争，但所幸的是，有国会预算办公室的存在。虽然国会预算办公室负责人由国会领袖任命，但他不从属于任何党派，也不倾向于支持任何法案，而是通过评估各法案的影响和成本，决定是否通过这些法案。
有时，国会预算办公室也会犯重大错误。在 20 世纪90年代末，它就曾多次低估未来盈余。从 2001 年开始，由于受小布什减税计划的影响，国会预算办公室又多次低估未来赤字。但是，这些错误并不是因为党派偏见造成的，而是由于对经济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和假设。
同国会预算办公室一起充当预算监察机构的还有国会的税收联合委员会。该委员会主任由某个党派任命，但该委员会不具有党派性质，其工作人员也无党派倾向。税收联合委员会负责分析和起草税法。国会预算办公室通过它的收入预算来估计立法提案成本。
美国的预算程序使得削减赤字变得十分困难，因为触动任何支出计划或减税都会引发一个地区的选民和立法者的联合反对。为了克服这一点，有时国会会像奥德赛把自己捆绑在桅杆上，以抵挡女海妖诱人的歌声那样，强加削减赤字的条款。其中一条就叫“量入为出”，规定新的减税或法定计划不能增加财政赤字，并且必须通过向预算内的其他计划增税或削减开支来弥补。但这个规定也存在漏洞，像 1990 年那样的大型赤字削减计划通常必须经过两党同意，但少数几个决策者在峰会上就达成了一致。
地方预算
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开支总额大抵与联邦政府开支相差无几，州预算与联邦预算也较类似，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重大不同:
- 州政府很少向民众直接发放福利，其支出主要集中在大学教育、监狱管理、道路维修等公共服务方面，也因此而雇用了更多的工作人员。
- 州政府收入有 1/3 来自联邦政府，其中大部分通过医疗补助等共享计划来获得，剩下的收入则严重依赖销售税和所得税。
美国所有州中除了4个州以外，其他各州的财年都开始于7月1日，超过一半州执行一年预算周期，剩下大部分最多执行两年预算周期，以免作出的决策缺乏远见。与国会一样，各州立法机关对预算拥有最终决定权，其中4个州(以加利福尼亚州最为突出)需要绝大多数赞成票才能通过预算决议。但各州州长相比总统则拥有更多权力，有 44 个州的州长有权否决单项预算法案，而根据最高法院的规定，总统是不能否决国会的单项预算法案的。如果预算偏离正常轨道，州长也拥有直接变更预算的权力，不需要经过立法机关的批准。
除佛蒙特州外，每个州都要求平衡预算。如果在财年的某个阶段出现财政赤字，许多州会要求州长或立法机关在财年结束前消除赤字。而各州可以借款用于监狱和高速公路修建等资本建设项目。
由于开支在稳步上升，并且财政收入由于经济的起伏而无法保持稳定，所以要实现州預算平衡就变得十分困难。如果出现经济衰退，财政收入就会减少，州政府将不得不增加稅收或削减开支，反过来更使经济雪上加霜。为摆脱这一困扰，州政府不断利用各种手法来实现预算平衡，比如停止支付养老金或把发行债券筹集的资金充当收入，这种做法就好比把房屋抵押贷款当做工资。
另一方面，預算平衡可以帮助各州保持低水平负债。2009年，州和地方的总债务只有2.4万亿美元，其中州债务为1万亿美元。大部分州债务有高速公路收费等专项资金支持。以州政府信用作抵押的债务在 2008 年只有4000 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然而，州政府雇员退休金计划存在很大一部分资金缺口，据皮尤中心 2010 年的一份关于州预算的报告显示， 2008 年， 这个缺口约为1万亿美元。相对于联邦而言，各州经济上缺乏多样性，再加上不能自行印发钞票，因而面临更大的无力偿还债务的风险，不过，自阿肯色州 1933 年出现无力偿债的情况以来，还没有其他州出现过同样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