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帕潘德里欧曾在 2009 年竞选希腊总理时向选民承诺，通过提高公职人员工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帮助小型企业等措施，来促使深陷泥沼的希腊经济重新恢复活力。但在当选后不久，他就发现希腊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惊人的13%，远远超过欧元区设定的3%的上限。投资者也纷纷撤离希腊，将该国利率推至新高。于是，帕潘德里欧也一改初衷，立刻宣布削减工资，增加稅收，为避免出现主权债务违约而奋力一搏。
政府举债就好比服用哌甲酯(一种中枢兴奋药物)，如果剂量正好，可以帮助衰退的经济走出困境，但如果像希腊一样用药过量，反而会令恶疾发作。
国家借款并不一定是坏事。事实上，美国正是通过发行国债才在建国初期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在与托马斯·杰斐逊的妥协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以同意从费城迁都到华盛顿为交换条件，成功说服国会承担起各殖民地的债务。在接下来的 150年里，美国政府一直都趋向于低调和保守，政府开支较少，预算盈余的出现也多余预算赤字，国家债务在 1860 年甚至比在1791 年还要低。(每年国家收入少于支出时，就会出现财政赤字，债务是指历年来所有赤字的总和。)但自 20 世纪 30 年代起，情况开始发生变化，6年中有5年出现财政赤字。一个家庭如果每年都通过借新债来还旧债，到最后其信用卡肯定会被收回，家庭经济只能破产。但国家则不同。由于经济不停向前发展，只要总债务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国家就可以继续借款。在理论上，必要时政府还能通过对国内生产总值征税来偿还债务，而这是个人或公司绝对做不到的。
挤出效应
举借国债可以为修建高速公路等很长时间才能还清贷款的投资项目提供资金。通过这种方式，未来纳税人也负担了一部分能使他们受益的成本。然而现实是，现今出现的赤字大部分都用于使当代公民受益的社会性项目，而未来纳税人不仅不能受益，还必须连本带利为这部分赤字买单。
此外，赤字还会影响经济的长远发展。要理解这一点，不妨想象一下，在非洲大草原上有一个水洼，其水量正好可以供一群狮子和斑马饮用。突然有一天，来了一群大象争抢水源，结果狮子和斑马都被渴死。同水洼一样，为家庭和企业提供贷款的储蓄是有限的，如果政府仍不断借款，势必会把水洼抽干。三者对货币的争夺会将长期利率推高，从而减少私人投资和消费，引起挤出效应。例如，家庭会停止购置房产，企业也会停止业务扩张，这些从长期看都会影响经济的发展。
但是，如果把水洼换成一个大湖泊，大象就不可能喝光所有的湖水，狮子和斑马也不会因缺水而渴死。同样，如果把贷款的渠道扩展到全球，赤字将私人投资挤出的可能性会减小许多。过去10年， 全世界存款数额甚巨，即使美国不断举借国债，长期利率也没有升高。但即使这样，赤字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当美国通过向外国出售债券举借国债时，外汇的动荡可能会促使美元升值，从而令出口受损。
这些具体影响很难衡量，但通过以下数据我们可以窥豹一斑。2004 年，彼得·奥扎格在成为奥巴马政府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前，同威廉·盖尔共同进行了一项研究，该研究显示，如果每年财政赤字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5%(3.5%为1982 年至今的平均值)，利率就会上升0.4~0.7个百分点，经济发展速度也会减缓 1~2 个百分点。
赤字的好处
在经济萧条时期，赤字的好处便显现出来。此时，人们失去工作，没了红利，公司利润下降，税收减少，赤字进一步凸显，但是对私人消费的挤出效应也相应减轻。与此同时，失业者以及享受医疗补助的穷人福利也自动增加。
出于对未来的考虑，居民和企业在经济萧条时期会选择缩减贷款额。2009 年，随着对货币的需求减少，在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10%而债券收益率下降的情况下，长期利率也没有出現攀升。
赤字在经济萧条时会自动增加;当经济恢复后，又会自动减少。但政府有时会通过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发展，比如额外的减税，或者增加支出。这实际上并非良策，因为道路、地下管道、电线等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审核需要经历冗长的过程。削减的税收应该用于储蓄而非消费。根据克劳迪亚·萨姆、乔尔·斯拉姆罗德和马修·沙皮罗在 2009 年的一份研究，2008年发放的总值 960亿美元的退稅支票， 作为刺激计划的一部分，在头一年只花掉了1/3。另外，即便要实施刺激政策，也最好是通过美联储来进行，因为这样可以及时调整利率水平，避免耽误决策时机。
但是，在美联储已经把利率降低到零或接近于零的时候，刺激政策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这时，刺激政策也许是挽救经济的唯一手段。当然这种情况很少发生，2009年就是为数不多的几次之一，当时许多经济学家都赞成联邦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当利率接近或已达到零时，通过增税或削减开支来降低赤字也具有很大的冒险性，因为美联储再也不能通过降低利率来补偿这部分赤字。
不同的刺激手段会产生不同的乘数递增效应。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出联邦政府在喷气式飞机或公园护林员身上花费1美元会最终产生大约 1~2.5 美元的总产值，而降低1美元的稅收会产生 0.5~1.7 美元的总产值。但是，有数量不一定有质量，在人口密集地和在人烟荒芜地修建桥梁，同样会创造就业机会，但这并不等于两者同样有效。
债务困境与债务危机
如同阁楼里面的白蚁会慢慢腐蚀木质结构而造成房屋坍塌一样，债务造成的损害也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随着债权人提高债务利率，赤字慢慢开始挤占私人投资，更多的国民收入用于偿还债务利息，日积月累，年复一年，国家根基便开始慢慢动摇。另外一种情况就像迅速蔓延的火势，如果投资人突然决定停止贷款，利率出现急剧飙升，货币迅速贬值，经济活动就会开始内爆。这一情形就像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里两个人的谈话，其中一人问道:“你是怎么破产的？”“经过两个步骤，”另外一个回答，“第一步是钱慢慢地不见了，第二步是瞬间就破产了。”
然而不幸的是，我们很难提前预知危机是否会突然降临。但有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志，即看公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是高还是低，是上升还是下降。在这方面，投资者信心显得尤为关键，如果利率突然上升，债务就会使国家不堪重负。转折点会出现在当利率水平超过国家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时，这时除非出现预算盈余，否则公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自动上升。比如，如果一国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为4%，债务利率为6%，除去利息，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还需要提高2个百分点，才能与债务保持一致。
花旗银行的传奇总裁沃尔特·里斯顿曾说过国家不会破产。但在拉丁美洲债务几乎令花旗银行倒闭后，这句话令他备受耻笑。但他的话言之有理，因为债权人总不至于向破产法庭起诉欠债国家，要求其用资产抵债。此外，国家如果不能偿还或是不愿偿还债务，可以选择违约，所以借债人不得不时刻担心一国是不是有能力还债，是不是愿意还债。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很长时间都不会出现债务危机，而有的国家背负债务后危机不断的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债务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20%，英国则达到 200%，但两国都没有出现债务危机。本书写作之际，尽管日本的公债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超过了200%，也没有出现债务危机。相反，墨西哥在 1994年债务危机发生时这一比例只有35%。
总体来说，对于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等一直享有良好信誉的国家，投资人经常会放宽还款期限。这些国家还能享受用本国货币偿还债务的优惠，这使它们拥有足够的能力来偿还外债，而缺少外汇不能偿还外债是导致债务危机的一个主因。反过来，对于经常赖账的国家，投资者就苛刻了很多。例如，阿根廷自 1980 年起，出现过三次违约，最近的一次出现在 2001年，结果就出现了债务危机。
一国摆脱债务危机的方法有5种，最简单的就是发展经济，这样不仅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缩小赤字，还可以降低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另外一种就是削减开支或增加稅收，使利率降低，赤字减少。20 世纪 80 年代的爱尔兰和丹麦，以及 90 年代的加拿大，就采用这种方法走出了债务困境。90年代初，美国也同样用这种方法扭转了经济颓势。第三种方法是政府救助，此方法需要求助于他国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4 年墨西哥债务危机中，墨西哥就曾得到美国的救助。
美国等国家债务货币为本国货币，可以通过货币贬值来降低债务的实际价值。人为货币贬值并非易事，并且不一定有效，如果投资者事先觉察到货币会出现贬值，就会提高债务利率或者拒绝再借款。这样迫使政府不得不利用央行来降低利率，或者人为降低利率使私人和银行购买国债。
第五种方法就是违约。
美国会发生债务危机吗
美国的赤字已经像白蚁一样开始吞噬房梁，但会不会变得势如大火，彻底毁掉房屋呢？不大可能。由于历史、文化、法律等方面的原因，投资者一直对美国的偿债能力满怀信心。美国大陆会议在不能支付士兵军饷时向他们发放借条，许多退伍老兵把借条卖给投机商。后来独立战争结束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成功说服新生合众国还清这些借条上的债务，其中也包括卖给投机商的借条，以便建立良好的国家信誉。
美国唯一一次类似违约的事件发生在1934年，当时政府没有兑现用黄金偿还债务的承诺。此外，美国仍然享有“嚣张特权”，即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使得美国可以用很低的利息借钱，可以通过印钞票用于国际收支，在全球享受铸币税。由于人口增长率更高，美国与其他大部分国家相比较，经济前景也更为广阔。
虽然如此，值得担忧的地方仍然存在。过去人们认为，等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人进入退休年龄后，债务危机才会显现，但情况已不再如此。大萧条扩大了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而且赤字本身也推高了债务，除非出现经济繁荣或政策出现大的变革，债务才有可能出现缓和。新兴经济体在过去很少发生债务危机，但如今这一情况也发生了改变。2008 年，富裕国家冰岛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才避免了违约;2010 年，希腊也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救助。美国上次出现这么高的债务，还得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当时大部分债权人都是美国公民。但如今，有一半债务为他国外债，大部分债权人为投资方式较少的外国央行。
让投资人保持信心的方式不是立刻实现预算平衡，也不是还清所有债务，而是确保经济复苏后债务不会持续增长。这就要求政府在增加税收和缩减开支之间作出选择，通常这种选择是十分艰难的，而且各方意见分歧很大。
美国不能指望通过降低利率来收获一笔横财，因为利率已经低到不能再低了。除非大规模削减军费开支，否则要通过控制自由考量支出来降低赤字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只能通过控制法定支出，包括减少福利、成本控制、削减政府项目，增加工资税，来降低赤字。
减少赤字还必须增加税收。其中一个受欢迎的方案是增加消费税种类，而不是所得税种类，以鼓励居民储蓄。比如，增加燃油稅还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另一个可行方案是增加增值税，增值税是以商品(含应税劳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比如，一位面包师需要为面粉支付 0.05 美元增值稅，做成面包后又由顾客支付了0.25美元的增值税，在减去为面粉支付的 0.05 美元后，他只要向政府缴纳 0.20 美元的税款。另外一种增加收入的方法便是缩减减税计划，这样每年可以节约1万亿美元，但同时也令稅法更加复杂和低效。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即使再艰难，政府也能作出选择。1983 年，当美国社保体系因为无力支付而开始动摇时，政府提高了工资税，推迟了退休年龄。20 世纪 90 年代，政府降低医疗保险提供比例，并且进行了社会福利改革，彻底改变了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辅助制度，从过去的相对辅助改为总量辅助。在 1990 年和 1993 年， 老布什和克林顿都选择了增加稅收。然而，他们的结局并没有好到哪去。老布什在 1992 年竞选连任失败。1993年，来自费城的民主党女议员玛乔莉·马戈利斯·麦兹温斯基为克林顿的增稅方案投了决定性的赞成票，帮助政府成功扭转了赤字。但她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好评，反而在 1994 年败选。
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美国国会两极分化愈加严重。民主党要求增加稅收，而共和党则坚持削减法定开支。如果希腊和美国出现的问题可以给市场敲响警钟的话，那么长期利率的上升就该使政客们有所行动了。
发售债券
美国财政部最早的职能就是通过征税和发行债券为政府活动筹集资金，手段多种多样，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拍卖债券，包括期限不超过1年的短期债券、期限 1~10 年的中期债券和期限长达 20~30 年的长期债券。另外就是向民众、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直接发售短期债券。通常，投资商在拍卖现场通过指定的代表其利益的国债一级自营商购买债券。大公司经理和外国央行可以直接投标，也可以找人代理或直接向美联储购买。
法律规定，所有国库券债务必须限定在一定范围内，称为“债务上限”。随着国债的不断攀升，国会也一再提高债务的上限额，当然在这之前，少不了一番哗众取宠。
美国国库券是全世界交易量最大、信誉最高的债券，由于各种原因，其交易量经常超过发行量。国库券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就好比乔纳斯兄弟演唱会上座率不及一场高中体操比赛，不仅有损美国的声誉，更会挫败投资者的信心。因此，美国财政部也会采取各种措施极力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比如预先多次公布其发行的债券额，并制定措施，一旦出现需求不足，多出的债券便由中介购买。
在背负大笔债务的同时，联邦政府也同样拥有资产，包括在银行、汽车企业的投资。在 2009 年9月金融危机期间，联邦政府还获得价值8000 亿美元的抵押支持证券。其他资产，像航空母舰、华盛顿纪念碑等，则不具备偿还债务的价值。
隐藏的国家债务
除了财政部发行的国库券，纳税人还背负了许多其他债务。行政机关退休人员、退伍老兵、军事人员的健康与养老金，达到了约5万亿美元，此外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等未抵押债务仍有 104 万亿美元。
但是，这些债务不同于国库券，这些未抵押债务基于现有预测和现行法律，但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国会也能改变法律，而且改变的可能性很大。这样做在政治上可能会有代价，但不会出现债券违约那样严重的后果。
最后，美国实际上还联合签署了数万亿美元的其他贷款，为这部分债务提供担保。比如，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就为5万亿美元存款提供担保。养老金担保公司支持私人养老计划。最有争议的是，2008 年开始，联邦政府为房利美和房地美超过5万亿美元的债务提供担保，这两家私营按揭贷款企业在金融危机期间因资不抵债而被政府接管。
与这些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的数据相比，实际风险要小得多。大部分银行都不可能倒闭，即使倒闭，它们剩下的债务也会由正常运营的银行代偿。房利美、房地美可以利用其按揭贷款或抵押品获得的费用、利息和资本来偿还大部分债务，但是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很可能让这些可能的债务变成现实的危机。
